2014年05月21日

宋代也有畅销书:日用百科全书和科举考试参考用书

  宋初延续五代的传统,继续以政府的力量推动书籍的雕印,但是最早雕印的不是五代开始刊刻的儒家典籍,而是佛经。唐代以来雕印佛经的风气在五代时期仍然存在,南方吴越政府和民间都曾印了数量众多的佛经、佛像,佛教对于宋代的出版业也继续发生巨大的影响。宋太祖开宝四年(971),在益州开雕《大藏经》,一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(983)完成,共计1,076部、5,048卷,一般称为《开宝藏》,此后至南宋末年,《大藏经》又曾五次刊印,不过这五次刊印已非政府之力,而是分别由福州、湖州、苏州等地的佛寺和僧人主持。

  宋太宗时政府在完成《大藏经》的雕印后,很快就把力量集中到儒家经典,从雍熙二年(985)刊印《五经正义》开始,各种经籍陆续校勘、刊印,到宋真宗时期,已经有很明显的成果。《宋史》卷四三一《邢昺传》(又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六十“景德二年五月戊辰”)载:

  景德二年(1005)……是夏,上幸国子监,阅库书,问昺经版几何。昺曰:国初不及四千,今十余万,经、传、正义皆具。臣少从师业儒时,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,盖力不能传写,今版本大备,士庶家皆有之,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。

  可见当时比之于北宋初年,经版数量迅速增加,经籍的流传已经日见普遍。此后经书一直是国子监雕印的主要对象。北宋中叶以后,士大夫倡议科举考试应以经义为主要考试内容,到宋神宗熙宁年间(1068—1077)终于成为事实。这一项发展,可以说是五代以来儒家经典雕印流传所收到的成果之一,因为只有在儒家经典流传普遍之后,经义作为所有士人科举制度必考项目这一个理想,才有可能实现。除了经书之外,其他史书、子部、集部等书籍,国子监也校勘、刻印了不少。南宋时国子监迁到杭州,继续担负刻书的任务。国子监的出版品,特色在校勘比较精确。有些书籍后面附有勘官、详勘官、都勘官等的名字,又有再校、都再校等人员,显然是经过反复校勘。古代以来传抄的一些经史典籍,就是在经过宋代官府刊印之后,成为定本。

  除了国子监之外,宋代中央政府的许多机构,像崇文院、秘书省、司天监、太医局等,也都从事刻书。其中崇文院(即宋神宗以后的秘书省)大概是国子监之外刻书最多的一个机构,所刻书包括国史、实录、历书、算学以及本身收藏的一些古籍。

  不仅中央政府的许多机构致力于书籍的刊刻,许多地方政府的机构也参与了这项活动,在南宋时期尤其活跃。这些机构,包括路级的转运司、安抚司、提刑司、常平茶盐司,各个州县政府、各州的公使库,以及郡、县学校。牵涉的地域很广,刊印书籍的总量也很可观,远超过中央政府刊印的数量,其中当代人的著作占了很高的比例。整体来讲,宋代的政府从中央到地方,对于出版业的发展都有很大的贡献。许多科举考试必须要读的书籍,因此得以流传。

  促进宋代出版业发展的,不限于政府,民间也有很大的贡献。民间出版业的发展,比起官府来有更加长久的历史,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,到宋代并没有因为官方出版业的兴盛而消退。民间出版的书籍,除了前面提到的佛教寺院所印的佛经,大致可以分为“私宅、家塾刻”和“坊刻”两大类,活动的规模远远超过唐代,尤其以南宋时期最为兴盛。和官方的出版业一样,显得愈来愈发达。私宅、家塾所刻的书籍,兼有家族自用和销售的目的,名姓流传下来的有好几十家,其中最有名的是岳珂相台家塾所刻的九经、三传,廖莹中世彩堂所刻的《五经》、《韩昌黎集》、《柳河东集》。私宅、家塾所刻书籍各类皆有,经、史及唐以前的文集占了相当的比例,这些书籍,大体上都精雕细校,品质很好。至于坊刻,则是书坊的出版品,也就是书商的活动,是以市场为取向的,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也比私宅、家塾刻本来得大。

  坊刻书籍的出版地也很广,不过最有名的是杭州、建宁和四川三个地方。就品质上讲,“杭州为上,蜀本次之,福建最下”(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卷八),可是福建的刊本以价廉取胜,销售量很大,也不容忽视。四川从唐末以来就以出版业著称,宋代书籍出版主要集中在成都府路的成都、广都、眉山三地,各种书籍无不具备。杭州在五代吴越时也已经以印制佛经闻名,北宋时国子监校勘的书籍,也有很多是杭州雕印的,毕昇发明活字版印刷术也是在这个地方。南宋初年,又有一些原本在开封营业的书籍铺迁移到这里来,再加上是行都,更刺激了这里出版业的发展。南宋时杭州称书籍铺、经籍铺或其他名称的书商可考的达到二十家之多,其中最有名的是南宋晚期棚北大街的陈宅书籍铺,主人叫陈起,又称陈道人或陈解元。解元可能只是一种对士人的尊称,他未必真正中过解元。陈起本身是一个诗人,和很多文人都有来往,《南宋群贤小集》就是他编的一部南宋诗人的诗集。他另外编有一部《江湖集》,因为触犯史弥远(1164—1233)的忌讳而引发江湖诗案,他自己也卷入其中。他的书籍铺后来由儿子继续经营,父子两人刻书很多,最多的是唐、宋人的诗文集。福建的出版业中心在闽北建宁府的建阳、建安两县,以麻沙、崇化两地最出名,这里出的书在雕印、纸张方面质量较差,可是价格比其他地方出版的书籍来得低廉,所以销路很广。南宋初年,建本书籍的销售已是“几遍天下”(《石林燕语》卷八)。宋代建阳、建安两县书坊名号可考的将近四十家,其中以余氏最有名,前后开了好几家书坊;名号沿用最久的是勤有堂,一直到明末仍然使用;出书最多也最有名的则是万卷堂。

  出版业日渐发达,使得书商有了竞争。宋版书籍已经普遍附有刊记,最普通的是说明出版者,也有的书特别强调不许复版,例如眉山本王称《东都事略》的刊语是“眉山程舍人宅刊行,已申上司不许复版”。有些书强调已有精审的校勘,例如南宋绍兴二十二年(1152)刻《抱朴子·内篇》有这样的刊语:“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,开印输经史书籍铺,今将京师旧本《抱朴子·内篇》校正刊行,的无一字差讹,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。绍兴壬申岁六月旦日。”有些书则强调内容的完整,例如龙山堂刻南宋王明清《挥麈录》有这样的刊语:“此书浙间所刊,止前录四卷,学士大夫恨不得见全书。今得王知府宅真本全帙四录,条章无遗,诚冠世之异书也,敬三复校正锓木,以衍其传,览者幸鉴。龙山书堂敬咨。”有些书则讲本身如何有用,如吕氏家塾手校《东莱先生诗律武库》有这样的刊语:“用是为诗战之具,固可以扫千军而降劲敌。”有些书则作新书广告,例如钱塘王叔边刊《后汉书》有这样的刊语:“今求到刘博士《东汉刊误》,续此书后印行。”这些刊语,一方面有宣示版权的作用,另一方面也是在作宣传,吸引人来购买。但是有的宣传未必确凿,例如建本阮仲献种德堂刊《春秋经传》附集解的刊记说已经“三复校正”,但是刊记本身就有错字,把“窒碍”刊成“室碍”。

  除了刊记上所显示的市场竞争外,书商还有种种的做法,譬如讲究版面的大小、刻版的字体;又如对经、史、文集进行加工,像把《史记》集解、索隐、正义合刻,或者附上图表。也有些书籍加上断句或圈点,以利阅读。建本书籍能够风行天下,大概也已经有了一套发书的方法。例如吕祖谦(1137—1181)在一封写给朱熹的信中这样说:

  《论语精义》近得本,日夕玩绎,类聚皆在目前,工夫生熟,历然可见,与分看甚不同。此间学者多欲看而难得本,告谕贩书者令多发百余本至此为佳。(吕祖谦《东莱别集》卷八《尺牍二·与朱侍讲元晦》)

  当时朱熹在建宁,吕祖谦在婺州,《论语精义》是朱熹在建宁出版的书籍,大概起先发到婺州的书不多,所以吕祖谦写信给朱熹,请他告知书商多发一些书来。书坊为了争取市场,又刊印了许多销路较广的通俗性书籍,譬如医卜星相等,或者像《居家必用》和《事林广记》等日用百科全书,这些书籍,以建宁府所印的为最多。

  建宁府所出版的另一类有广大销路的书籍,是科举考试的参考用书。经史文集等书籍,当时已经有大量刊本,是士子准备科举考试所必须读的基本书籍;不过在这些书籍之外,还有许多教人怎样写科举诗文,以及供写科举诗文时引用事实、文字的参考书籍出版。前面提到的吕氏家塾手校《东莱先生诗律武库》,从刊语看,很明显是一本教人在科举考试时怎样写诗的书。吕祖谦又编了教人怎么写时文的书,在建阳出版。朱熹在一封写给吕祖谦的信里问:“近见建阳印一小册,名《精骑》,云出贤者之手,不知是否。此书流传,恐误后生辈,读书愈不成片段也。”(朱熹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三三《答吕伯恭》)吕祖谦回信承认:“拣择时文、杂文之类,向者特为举子辈课试计耳。如去冬再择四十篇,正是见作举业者,明白则少曲折,轻快则欠典重,故各举其一,使之类为耳,亦别无深意。今思稽其所要,诚为至论。此等文字,自是以往决不复再抬出。”(《东莱别集》卷八《尺牍二·与朱侍讲元晦》)至于供写科举诗文时用来检索资料的参考书,例如《事文类聚》、《记纂渊海》、《古今源流至论》、《山堂考索》、《古今合璧事类》等书都是。不仅建宁府和其他地方的书商出版各类科举参考书,连太医局也出版了一部《太医局诸科程文格》。前引吕祖谦写给朱熹的信中提到拣择“时文”编成的书,是指科举考试用的作文模板。“时文”也称“程文”,这一类参考书在宋代由于有很好的销路,也因此大量编印出版,有私人编印的,也有官府编印的。时文参考书在当时甚至成为许多士人准备考试时研读的重心,连官私教学也出现了重视时文过于经籍的流弊。宋代科举考试自从考经义之后,逐渐发展出一种固定的撰写格式,这种固定撰写格式的经义时文,就是后来明清八股文的雏形。

  上述的一些科举参考书,应该还是其中水平比较高的。还有一些书商“于时文中采摭陈言,区别事类,编次成集,便于剽窃,谓之《决科机要》。偷惰之士,往往记诵,以欺有司”(《宋会要辑稿·刑法二·禁约二》“政和四年六月十九日”)。更严重的,是出版一些供考生夹带入场的小册子。北宋中叶以前,考生夹带入场,还是用手抄本,“皆是小纸细书,抄节甚备,每写一本,笔工获钱三二十千”(欧阳修《欧阳文忠公全集·奏议集》卷十五《条约举人怀挟文字札子(嘉祐二年四月知贡举)》)。到了北宋末叶,除了手抄本之外,也出现了雕印的小册子。《宋会要辑稿·选举四·考试条制》“政和二年正月二十四日”条载臣僚言及当时考试舞弊的情形:

  蝇头细字,缀成小册,引试既毕,遗编蠹简,几至堆积。兼鬻书者,以《三经新义》并庄、老、字说等,作小册刊印,可置掌握,人竞求买,以备场屋检阅之用。

  到了南宋,这一类供考试剽窃和夹带的参考书,在建阳大量出版。岳珂《愧郯录》卷九:

  自国家取士场屋,世以决科之学为先,故凡编类条目,撮载纲要之书,稍可以便检阅者,今充栋汗牛矣。建阳书肆,方日辑月刊,时异而岁不同,以冀速售,而四方转致传习,率携以入棘闱,务以眩有司,谓之怀挟,视为故常。

  这一类书商出版的夹带小册,当时称为夹袋册,“高价竞售”(《宋会要辑稿·选举六之四八》“嘉定十六年七月十日”),可见市场需求之大。而出版业和科举考试关系的密切,也于此可见。